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