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读者比较全面而准确地了解鲁迅的婚恋生活，还有必要澄清一些讹传，批驳一些谬说。这些讹传和谬说大多是打着反对神化鲁迅的旗号抛出的，但由于有悖于事实，并不能达到恢复历史人物原貌的目的，而只能混淆真伪，惑乱视听。据笔者所知有以下几种：
　　
　　一：二许争鲁说。在谈及鲁迅的婚恋生活时，中外一些研究者常提及许羡苏。有人甚至用直截了当或隐晦含蓄的笔墨把鲁迅和许羡苏的关系神秘化，认为他们的感情已超乎友情。作这种判断主要有两个依据：1，鲁迅的学生和友人孙伏园曾对人说：“L（按：指鲁迅）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L是爱长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鲁迅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长的”指许广平，相对矮的那一位则指许羡苏。2，据鲁迅自己统计，鲁迅致许羡苏的书信多达110封，比致许广平信多30封，而许羡苏致鲁迅信也多达96封。此外，许羡苏曾替鲁迅北京寓所管账，管理书籍，还为鲁迅编织过毛衣、围巾、毛背心。但是，以上事实只能说明鲁迅和许羡苏关系密切，而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有超乎友谊的情感。比如鲁迅与“二许”之说，原是孙伏园散布的流言，鲁迅在同一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说法“正如伏园之人，不足道也”。至于鲁迅与许羡苏通信，基本上是在鲁迅与许广平相爱双双南下之后。因为鲁迅常常需要调阅存放在北京寓所的书刊、拓片，只好委托替鲁瑞和朱安管家的许羡苏代寄。这些往返信函的内容多属事务性，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更不是某位名家揣测的是表达鲁迅的“赎罪”心情。1931年许羡苏到大名河北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离开北京之前，她把鲁迅寄她的信捆成一包，亲手交给了朱安，可见这批信件并没有神秘内容。许羡苏为鲁迅织毛线，系受鲁迅母亲的委托，也并不是表达超乎寻常的情感。
　　
　　二：暗恋萧红说。有人因为鲁迅与萧红大都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创伤，都有肺病和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共同语言多，对话范围广，就认为鲁迅和萧红在潜意识中彼此暗恋。这位论者还给读者布下了一个疑阵：“后来，她（指萧红）远走东京，却一去没有了消息。这是颇费猜量的。”其实，萧红1936年7月去东京，萧军去青岛，暂定分别一年，是因为萧军一度移情别恋，使萧红内心苦痛，两人之间一度产生了感情裂痕。这跟鲁迅丝毫也没有关系。即使如此，在萧红赴日本期间给萧军的信中，仍时时流露出对萧军的恋情。许广平在《忆萧红》一文中谈到，鲁迅跟二萧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而且萧红又具有活泼开朗、天真无邪的性格，因此才“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原载1945年11月28日上海《大公报·文艺》）。二萧跟鲁迅接触过程中，萧军写信多，萧红上门拜访多。因鲁迅当时多病，萧红来时多半是由许广平出面作陪。在萧红心目中，鲁迅是敬爱的导师，慈祥的长辈，并没有留下让人猜量的感情空间。
　　
　　三：与弟媳关系暧昧说。这种说法起因于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致使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1991年，千家驹先生在海外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兑，“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这种妄解不仅蒙蔽了一些对鲁迅生平不熟悉的青年人，同时也蒙蔽了一些学富五车的学者教授。有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事实是：羽太信子是鲁迅二弟周作人之妻，1909年在日本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