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塔倒掉以后，鲁迅先生曾经在有点畅快之后，写了两篇文章。他所以畅快，就因为雷峰塔一倒坍，西湖十景去其一，至少可以医治医治那传统的十景病。但鲁迅先生知道中国人的十景病害得太利害，根本不懂得讽刺的意义，慨然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他既生在中国，已经命定的为患十景病的国人所误解，到死为止，他所努力的带破坏性的“讽刺”便被人当作“骂人”了。
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悲观色彩很浓厚，那是无可讳言的。（他自己说： “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于是遵着将令，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又说：“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借用了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为什么带这样浓重的悲观性呢？他的早年生活实在替他埋下很深很深的根。鲁迅先生曾经在《呐喊·自序》提到一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一句非常沉痛的话。在他的幼年，他的父亲的长期生病，当店朝奉的面孔，名医生和药店伙计的面孔，家境落后的亲戚朋友面孔，都使这小孩的心版上所刻的创痕很明很深，因为他是长子，因为是幼年丧父，因为是炎凉世味，他就发见了一个非常凄惨的世界，他在学习开刀解剖以前，已学习了许多心理的解剖了。有其幼年的世情刺激，再加以壮年的历经世变，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之人。于是他和俄国的安特列夫一样，一无穷尽的孤独淡漠，并且面孔永远只是对着阴黑窗外的陷坑了。（方璧《鲁迅论》说，《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但不是被压迫者的引吭的绝叫，而是疲荼的宛轻的呻吟，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象冬夜窗缝里的凉风，不由你不骨毛悚然。）
晚年的鲁迅先生，精神上稍有转变，盖自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中国苏维埃的成立，给了他一线光明，他从前所认为绝望的没有窗户的铁屋子，好象会有毁坏掉的希望了。近十年间，他的杂感文，比较积极得多；对于制度思想的批评，格外来得努力，若还说这种努力只是以个人的恩怨为主体的 “骂人”，那是真是“瞽者无以语于文章之观”，我不想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