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们一起合伙搞的有一个国民党政客叫唐云山，跟吴荪甫大谈三民主义，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别人只想着赚钱，根本不理会这一套，“只有吴荪甫的眼睛里却闪出了兴奋的光彩”。（第3章）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吴荪甫所想象的东西，跟孙中山的想象，跟当时中国全体民族资产阶级所想象的是一致的，按我们今天说，也就是要想象出一个现代化。中国人进入20世纪，最大一个梦想，也是最大一个“道统”，就是中国如何实行现代化，如何使中国走向世界最富强的前景。这个时候，茅盾一下子就赋予吴荪甫一个很伟大的性格。作家一开始就给了他一个很高的起点，是要透过这个人格来贯穿现代化的素质，就是说，这个人本来就是跟我们整个国民对于中国如何发展现代化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是浑然一体的。

这样的资本家，必然要对政治、对国家提出自己的理想和要求。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吴荪甫跟他的大舅子杜竹斋两个人交谈，因为杜竹斋是个银行家，他就说：“开什么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凭我这资本，这精神，办银行该不至于落在人家后面罢？现在声势浩大的上海银行开办的时候不过十万块钱……”不过，话说回来，他说“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第2章）茅盾所想象的资本家力量其实是很大的，他们的经济活动已经跟当时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操纵当时军事和政治。
吴荪甫身上有一种非常强的现代性格。过去已经有人研究过，吴荪甫所出现的场景，比如客厅、工厂、办公室、汽车，都是一种公众的场景。几乎就没有一个是幽闭的、静止的场面。而其他的一些老板，比如他的对手赵伯韬，赵伯韬出现的地方都是鬼鬼祟祟的，第一场出现就是在花园的假山背后，像在搞阴谋，然后在旅馆里面，旅馆也是很隐私的地方，这个人物始终是在暗处的。而在公众的场景当中，吴荪甫所有的行为都是匆匆忙忙，始终是在一个行动当中，他从汽车上下来，走进客厅，发脾气，处理公务，然后马上又出去，好像茅盾是一个摄影机，一直跟着这个人在走。这个艺术形象就一直在动，心情在动，脸色在动，身体在动，始终是通过一个强烈的动态来展示这个人的性格。比如第7章写到吴荪甫在等待公债投机消息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出现就是他一个人在客厅中来回踱步，看时间，自言自语，到书房打电话，跟费小胡子谈话，连眉毛都在动：“吴荪甫不耐烦地叫起来，心头一阵烦闷，就觉得屋子里阴沉沉地怪凄惨，一伸手便捩开了写字桌上的淡黄绸罩子的大电灯。一片黄光落在吴荪甫脸上，照见他的脸色紫里带青。他的狞厉的眼睛上面两道浓眉毛簌簌地在动。”这里有一种很强的紧张感，这个人物一出现就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到后来吴荪甫完全崩溃，到绝望的时候，他就突然去强奸一个女佣，仍然是靠生命力迸发出来的兽性力量。
这样一种强烈的动感，跟汽车、跟1930年代最现代化的场景结合起来，这个人物身上就被赋予某种以现代为特征的审美追求。在起首部分就写到了汽车：“汽车愈走愈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朝南，那三辆车便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一九三○年式的新记录。”作品中几次写到了“一九三○年式的”汽车，“旋风般向前进”，强调一种速度和节奏，这是现代人的感受，这种感受又和内心的焦虑交织在一起。从古典的意义上来理解美，美一定是田园式的、牧歌式的，以静为主。我们看国画，国画里面没有一个是在奔跑的，人都是在钓鱼、喝酒，非常安宁，这种场合才能构成一个美，这是中国古典的审美传统。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的场面大多数都是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然后把一个细节无限地扩大，无限地再生，像《红楼梦》里吃碗茶可以吃掉一章，这是古典式的一种描述的方法。现代文学也不是都充满动感的，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由于工业文明发展，就使人好像处于被鞭打的一种环境，整个人都被卷到一种社会制度里去，就是匆匆忙忙的动感。这也成为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艺术家所关注的审美现象。在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作家身上也大量存在着。郭沫若早期《女神》里都是这样的诗，都是城市在动，喇叭在喊，鼓声在响，为什么？他就是通过这种非常强烈的声音和动作，来体现一个时代的节奏。那么，这样的时代节奏，他表现的肯定是跟一个喧嚣的、充满了不稳定的现代都市有关系的。